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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经济之声]用“千兆试点”解决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

作者何俊强、李洪伟在《中国经贸日报》上撰文指出,以F5G(千兆固网)和5G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以及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汽车联网、智能制造等为主导的新兴技术的商业应用。是中国数字经济的两翼,是新时期建设强大网络国家的两翼。

然而,与前一时期家庭宽带和3/4G普及的发展条件和产业生态不同,中国新一代网络和下游商业应用的内生发展和互动增强机制尚未形成。一方面,智能制造、汽车联网等下游应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还不成熟,运营商的上一代网络建设投资尚未收回,因此运营商缺乏投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如果下一代网络基础设施不能快速改善,下游商业应用就不能通过由更高速度和更高可靠性的网络支持的工程迭代和商业模型探索而逐渐发展和成熟。

基础设施和下游应用相互制约,形成目前制约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囚徒困境”。

首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是以“千兆先行者”的理念升级网络基础设施,壮大下游产业,推动实体经济转型,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

然而,目前,网络基础设施投资与垂直行业应用开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紧张关系。上游运营商和下游垂直产业陷入难以实现同步投资和应用开发的囚徒困境,导致运营商投资力度和投资能力不足、主导产业应用和生态发展缓慢的不利局面。

如果这一困境不能尽快打破,中国通信产业的硬件技术优势将无法及时转化为产业优势,这将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和全球竞争地位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为此,树立“千兆先行者”的理念,加快f 5G(千兆固网)的布局是一个重要的起点,F5G对运营商的投资压力相对较小,在垂直行业应用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协调5G发展的部署和支持,这将是破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起点。

首先,当前三大通信运营商和下游垂直行业已经在事实上陷入了基础设施投资和行业应用开发孰先孰后的囚徒困境,直接影响我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首先,目前三大通信运营商和下游垂直行业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以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工业应用开发为先”的囚徒困境,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一方面,在过去的四年里,网络收费水平大幅下降。此外,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要求未来的收费继续下降。运营商利润缩水,投资疲软。

三大运营商希望垂直行业前瞻性地进行应用创新,推动业务模式创新(如应用收入共享),增加管道业务的数量和收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能力。

另一方面,尽管垂直行业认识到5G和F5G(千兆位固定网络)等新网络基础设施的支持作用,但在相关设施基本成熟并具有规模效应之前,除了一些技术先进且预期明确的主要用户之外,很少有企业愿意开发高度依赖新网络基础设施的高附加值和特色设备和应用。

因此,对上游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难以激发下游应用研发的积极性,下游应用的开发和推广也难以增强上游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和实力,从而形成了上游和下游主体对投资持保守态度的不利局面。

其次,在各种新的网络基础设施中,F5G的投资特点和应用特点使其成为解决运营商和垂直行业投资之间囚徒困境的最佳切入点。

F5G是第五代固定网络(the5thGenerationFixedNetwork),是以10GPON技术为代表的千兆超宽固定网络。

在投资方面,F5G升级简单,整体投资小,是运营商以轻资产、低成本快速升级带宽的有效途径。

2019年7月,中国光纤覆盖率达到90.4%,作为全网投资关键的PONODN和终端投资基本完成。

运营商不需要重建光纤系统,只需升级本地板卡和终端等硬件,实现从GPON到10Gb无源光网络的平稳演进,推出千兆宽带服务。

从技术角度来看,F5G和5G在应用领域重叠,在应用场景中互补,是加速下游应用市场形成和反馈网络基础设施投资的主导力量。

由于5G数据的返回依赖于光纤主干网,F5G和5G的主要应用领域(如工业互联网、智能医疗、智能城市、云虚拟现实等)。)必然会高度重叠。

然而,F5G专注于高度稳定的有线场景,5G专注于高度灵活的移动场景。两者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中高度互补,在同一应用领域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

F5G率先推出服务,能够有力支撑关键应用领域的发展,形成大规模应用市场,反馈固定网络资源升级和5G投资需求,推动垂直行业应用和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形成良性发展闭环。

最后,运营商积极探索利用千兆固定网络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但受体制和机制的限制,他们还没有完全释放F5G的领先潜力,以刺激数字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

随着“双重力双电梯”运动的推进,几个试点省市快速实现了千兆宽带覆盖。

运营商正在积极探索新的服务和基于高速固定网络的服务,并试图扩大管道收费以外的收入来源。

个性化网络服务、智能内务管理、云虚拟现实等。都是他们努力的焦点。

然而,自新业务推出一年多以来,运营商的收入改善预期和业务模式创新预期并不理想,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预期的费用降低导致新启动的千兆固定网络面临增值服务不能增加收入的局面。

以具有最清晰短期应用前景的云虚拟现实(cloud VR)为例,该服务应该首先依靠千兆带宽,通过家庭环境中的网络管理和优化获得最佳体验。

然而,从广东等地家庭联网服务的收入来看,运营商只能将这项服务作为保持用户粘性的手段,而不是增加收入的手段,以达到“收费控制”的目的。

第二,国有企业的许多规定限制了经营者开拓新业务的速度和能力。

例如,当运营商的本地公司提供新的增值服务时,它发现必要的硬件不属于传统运营商的设备,也不包括在集中采购目录中。它必须花很多时间向上级公司申请购买,而且要过几个月才能得到硬件。

此外,由于集中采购是基于“最低价格取胜”的原则,上级公司购买的硬件可能无法满足运营商当地公司的业务需求,不仅延误了业务发展进度,还造成各种法律风险和资源浪费。

第二,以“千兆领先、应用导向、5G领先”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政策建议,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下游商业应用应该相互看待、相互制约。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网络强国建设的根本瓶颈。这很可能导致中国错失利用新一代通信技术抢占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等战略领域的重要机遇。

因此,有必要加快我国数字经济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共同推进网络强国建设。首先,在国家层面,必须尽快确定“千兆领导、应用指导、5G领导”的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战略部署。

建议研究制定《中国网络强国战略规划》的“1+X”规划体系,即在《中国网络强国中长期规划(2020-2035)》的宏观部署下,进一步研究制定《中国千兆固网建设发展规划》、《5G总体规划》、《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国车辆联网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以加强各种规划与政策之间的衔接与匹配。

《中国网络电源建设中长期规划(2020-2035)》明确定义了以10GPON为核心的F5G(千兆固网)示范应用、建设投资和推广里程碑,这将推动云游戏、高清视频、汽车联网等下游应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成熟。下游应用的发展将推动5G投资和推广,最终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下游应用相互加强和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

二是大力推进F5G(千兆固网)的投资建设、示范应用和推广,巩固我国固网基础,先形成固网优势。

韩国、德国等国家在2016年前后相继推出千兆位固定网络战略,试图通过相对小规模的固定网络投资推动其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应充分利用光纤普及率和覆盖率高的优势,加快宽带网络升级,推动100兆宽带向千兆宽带升级。

在总结上海等城市“双千兆示范城市”建设措施和经验的基础上,将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千兆网络建设,重点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共同推进千兆固网、5G及下游应用的综合示范应用。

加强家庭和企业网络升级,实施“光纤到户、光纤到厂”战略,开放光纤网络“最后一公里”。

同时,鼓励运营商开展家庭智能联网等服务,提高用户体验率,支持4K高清、虚拟现实等数字产业的发展。

三是改变当前“强调技术,轻内容”;聚焦硬件,轻软件”的数字经济政策理念,努力提高中国商业生态的下游应用。

目前,中国在数字经济的硬件技术方面保持着相对领先的优势。然而,中国与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竞争不仅是硬件和设备的竞争,也是包括内容和软件在内的整个数字经济生态的竞争。

能否形成活跃的内容生态,能否控制数字经济软件平台,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基础。

然而,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数字经济促进政策仍然局限于对整体硬件研发和生产的补贴,对制约中国内容开发和软件平台建设的支持严重不足。

以云虚拟现实为例。经过过去一轮的竞争和改组,我国虚拟现实设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市场结构正在成熟。华为和阿里等领先企业的云服务能力也日益成熟。然而,虚拟现实市场严重缺乏与硬件设备相匹配、形成消费爆炸点的视频、云游戏等内容产品,成为制约中国云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短板。

建议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大力加强对内容和软件的培育和支持,加强对内容知识产权的保护,弥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

四是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三大运营商数字服务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运营商凭借其渠道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在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下游商业应用的协调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大规模投资和传统数据服务的盈利能力之间的挤压空,三大运营商有很强的动机开发新的服务和盈利能力空。

然而,由于监督管理体制落后,三大业务实际上缺乏业务创新和扩张的动力。

目前,中国三大运营商进入垂直领域整合上游和下游资源的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t、韩国SK等运营商。

鉴于F5G和5G投资对中国网络电力建设、国民经济和民生的重大意义(外部性),建议SASAC在三大运营商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分别分配F5G和5G投资。

同时,鼓励运营商通过二级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员工持股来激发业务创新活力。

何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

姜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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